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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一所中学的老师开始弹性上下班

发布时间:2023-03-25 15:18:23来源:网络转载
  当一所中学的老师开始弹性上下班

  杭州四季青中学:两个晚自修时间换“迟到早退”“双减假”;一个月有半天“亲情假”

  对杭州四季青中学的92名老师来说,“迟到早退”不再是个问题。

  在确保正常教学活动的前提下,老师们被允许每周用两个晚自修的时间换“迟到早退”的“双减假”,一个月拥有半天“亲情假”,工作日有应急的“零星假”。

  2021年9月,“双减”政策两个月后,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试行“教师弹性上下班工作制”。在杭州市91所初中学校里,它是最早践行该项制度的学校之一。

  “很开心啊!”大多数老师听到这些假期的第一反应均是如此。在教学、科研和竞赛评比的繁重任务中,它如同隔离杂质的真空地带,让教师有了“松口气”的机会。这一制度也让四季青中学备受关注。

  今年3月11日,全国人大代表,重庆市谢家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、总校长刘希娅建议:根据教学安排,积极探索推行教师弹性上下班。再次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在教师弹性工作制上。

  此时,弹性工作制已在杭州四季青中学运行了一年半的时间。作为一份样本,这所中学的经历,讲述的是一项微小的制度如何被实施,并在教师群体中内化,又如何成为关键的杠杆,支撑起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

  给老师松绑减压

  2月的一天,下午近4点,阳光穿过林荫,照射在“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”的牌匾上。学校外面的马路上,驶过寥寥几辆轿车,间或伴有一两辆电动车,显得道路格外空旷。

  林伟知道,2个小时后,这条道路将充满拥挤的车辆与急着接孩子的家长。往常,他是迎接高峰的人之一,但这一天,他顾不得学生与家长,只想赶回家为客人烧一顿好菜。

  “双减假”请起来很方便,向学校办公室申请后,不过几分钟就通过了。作为班主任,林伟提早向任课老师交接了管理工作,下午3点40分,他便可以下班了。

  对于杭州四季青中学的老师来说,下午的阳光并不常见。林伟看到的,往往是暗夜华灯。他在这所中学工作10年,如果不是一年半前“弹性工作制”的实行,他很少有机会从沉重的教学任务中抬起头来,见到另一种“风景”。

  自温州调到杭州后,林伟感觉教学压力变大了。他总是做班主任,将一个班从初一带到初三。他察觉到,近几年,老师们的压力来自于三方面:家长的高要求、学校的升学率、学生的全方位发展。生活就在这些压力中被搓磨了。女儿已是大学生,他仍在为初中时无法给予她足够的关心而遗憾,在家庭分工中,也是妻子承担了更多家务,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。

  像林伟一样,老师们想要照顾父母、陪伴孩子,只能挪到周末以及寒暑假。然而,也会有许多科研任务、教研活动、教师培训,充斥在这些法定假期里。家长也会在这些时候,随时联系。

  2021年7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,“双减”政策开始实行。政策落到四季青中学每一位老师身上,意味着一周有两次,他们需要负担起晚托管服务,延迟至晚上8点至8点半下班。

  对老师而言,工作向生活的领地又侵入了一步。英语老师韩林梅这样描述承担晚托管服务的感受:“那会造成一种错觉——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,一天都被工作占满了。”

  校长倪敏之前是杭州市政协委员,她时常连同其他几位校长,提议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,给老师减压。这项提议来自于她的观察——她发现,教师的生活一直让位于工作,以至于他们“做个手术、开个小刀”的时间,都要延后到寒暑假进行。

  然而,起初也仅仅止于提议,她的心头有诸多顾虑:没有先例,一旦开始了,会不会失去控制、无法管理?“我是害怕的,我不敢放手去做。”

  转机出现在2021年9月一次“上城区初中提质强校行动”的入校诊断中。倪敏清晰地记得,在诊断会议上,指导专家分析了与该校老师的对谈后认为:“该所学校教师敬业、工作努力,但老师也有一些焦虑,感觉到压力很大,压力来自于生活与教学质量两方面。”

  倪敏听到专家建议:“可以实施教育部的关于教师弹性上下班的建议,给老师松绑减压。”那一刻,她仿佛“吃了一颗定心丸”。

  “万一92名老师都请假怎么办?”

  杭州四季青中学并不顶尖,它是公办中学,生源不如民办。唯一有些特别的是,它是一所“低起点,高出口”的学校。韩林梅介绍,“我们接收的学生参差不齐,但中考第一批上线率却高于杭州市平均水平。”

  学校位于杭州市上城区,相隔不到一千米,就是杭州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——四季青服装市场。它为四季青中学带来一半的生源。学生基础参差不齐,却能收获较大幅度的进步,压力几乎全垒在老师身上。韩林梅感慨:“我们中学最能反映杭州初中老师的工作状态。”

  一个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需要个性化辅导。为了补齐短板,老师会在午间半小时与下班后一小时里,见缝插针进行辅导。“早上一个比一个来得早,下班的课后辅导也一个比一个拼。”林伟介绍,为了提高升学率,针对每一届学生,都会有具体的提升指标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这所学校的老师敬业、拼命。有时候,班主任林伟会因为学生成绩提不上去而感到焦虑。

  不仅是教学压力,韩林梅也发现,“不像以前,老师只要把书教好就好了,现在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。原来可能更重视的是成绩,现在学生的心理状况,也需要老师关注。”每个老师同时是德育老师,对心理压力重的学生进行疏导,班主任也需要时刻“盯紧”学生。倪敏记得,曾有一位学生因为母亲生病,心情沉重,有一天直接冲向了六楼,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立即察觉,把学生拉了下来。

  倪敏今年54岁,一辈子都在这所中学教书。在老师们眼中,倪校长性格直爽,愿意紧跟新的教育潮流,也会为老师着想,热衷帮单身老师解决婚恋问题,也不吝帮助同事。与大部分校长不同,她同时也是一名一线教师——自1999年进入学校管理层,她一直没有放弃授课教学。因此,她清楚教学压力的每一分刻度。

  指导专家走后的一个星期,倪敏就召集学校管理层,讨论如何“弹性上下班”。每一个假期都经过反复考量:“双减假”是一周两个晚托管换一天“迟到”或“早退”,那一天你可以选择早上9点30分上班,或下午3点40分下班,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,考虑到可以避开早晚高峰;“亲情假”是一个月半天,在确保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,可以用这半天陪伴父母、子女;“零星假”延续了之前的措施,在一天的工作时间内,抽出2个小时作为应急。

  听到这些假期的第一反应,是惊讶。在例行的教师会议上,英语老师董芳芳第一次听说这些假期,她记得,等校长解释完,在工作平台上看到,相应的假期申请栏目已经开通,从这一天就开始正式实施,她才感到踏实,“感觉特别开心。”

  那几天,在食堂、在办公室,在交谈的停顿处、休憩的间隙中,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假期。“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用到这些假?”“它怎么使用?什么时间可以使用?”“审批到什么层面,需要校长同意吗?”

  一两个月之后,老师们都亲自尝试过这些假期,讨论的声音才慢慢减弱下去。

  制度真正实施后,倪敏也提心吊胆:“万一92名老师都请假怎么办?会不会出现无休止的请假,或者一个老师每天都请假?”试行了一个月之后,她做了一个统计,发现请假的教师人次在可控范围内,才放下心来,“完全是可控的。”在下一个学期,她又为老师增加了30分钟课间运动的项目。

  这个项目在网上掀起了小小的涟漪。“这样老师更累了。”“能不能放过老师?”“教育工作最怕瞎指挥。”倪敏把这些评论看在眼里,“每一个改革都是有压力的。”她认为,这个争议仅仅是实行弹性工作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波澜,作为最早的试点之一,周围学校都在关注着这项制度的成与败。

  “只要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这是好的,我就可以做下去。”倪敏觉得,老师们也确实从中得到了益处。有一些老师还会问她:“我有两个晚托管,能不能一周两次双减假?”

  回到生活的领地

  如同做一道算数题,董芳芳“计算”着使用这些为数不多的假期。

  她把一个月半天的“亲情假”用来陪母亲看病。去年,六十多岁的母亲得了癌症,病情稳定后,需要每三个月来杭州医院做一次检查。大医院流程复杂,董芳芳必须亲自到场,陪母亲问诊。

  一周一次的“双减假”,则被用来接送小学四年级的女儿。从前,她上班时间比女儿上学早,下班时间比女儿放学晚,女儿被爷爷奶奶接送着长大。但女儿会撒娇、耍赖,祈求董芳芳出现在她的学校门口。然而,周末带女儿出去玩,是她唯一能补偿的方式。如今,她一周能有一次机会接送女儿,“现在如果我跟我女儿说,我明天能去接你,她可开心了。”

  董芳芳对假期的使用是老师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例。这所中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0岁。一个最常见的教师画像是,上有老人赡养、下有小孩照料的中年群体,生活压力并不小。弹性工作制的实施,让老师得以回到生活的领地。

  林伟一直后悔,在过往的许多年里,自己没能参与一项女儿学校举行的亲子活动。以前,林伟无奈于“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需要为工作让步”。去年,林伟使用了一次“双减假”,用来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好友。这是林伟第一次感觉到“我不用为了工作,放弃我生活的某一件事情。”韩林梅也会用“双减假”重拾年轻时的爱好,与好友打打球、一起锻炼。

  韩林梅说,“这是双赢的,老师们有了生活的同时,教学质量也不会受到影响。如果我今天打算请‘双减假’,工作时我的效率会更高,学生也会提高自己学习效率。下班后,其他老师也会很自然地承担起管理班级的任务。”

  一年半的时间里,这些假期已经内化进教师的工作与生活中。他们熟悉哪一项假期更适合自己,文科老师会经常使用下午的“双减假”,因为早上需要陪伴学生晨读,理科老师则没有这个顾虑。假期也并非适用于每一天,他们一般选在没有课,也没有教研活动的时候,才会申请使用这些假。

  老师有“松一口气”的选择

  倪敏坦言,这仅仅是她能够做到的,一项微乎其微的事情,“不能完全减轻老师的压力”。

  要保证升学率、保障教学质量,弹性工作制在这时很难发挥作用。工作一忙起来,任务繁重的教师会选择放弃假期。吴君就是其中一位。自弹性工作制实施一年半以来,她请假的次数不超过10次。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楚——作为数学老师,她会有一种“牵挂”,“下课后我要给学生答疑,我走了今天的答疑没解决,明天又会有新的疑问产生。”而相比起学校里等待答疑的数十位孩子,吴君的家里只有一个孩子,“儿子可以晚点回去再管他。”

  压力还是存在,但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,在应对压力时,给予了老师“松一口气”的选择。

  没成为教师之前,韩林梅没想到教师是一份如此“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”的工作。从业13年,工作逐渐侵占了她的生活,她常常觉得自己停不下来,真正休息放松的时候,她也习惯性地会翻看手机有没有出现家长的新消息。

  对她而言,这个制度如同音乐的休止符,给了她一个“放慢工作节奏”的机会。如今,一个月有一两次,指针指向下午3点40分的时候,她会收拾好自己的东西,告诉学生:“老师今天要提早下班了。”

  “没问题。”学生们与她愉快地道别。

  (应采访对象要求,林伟、韩林梅、董芳芳、吴君为化名)

  新京报记者 徐巧丽


(责编: xiaoxiao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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